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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刀子割肉"很可能演化成"快刀斩乱麻"——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被倾覆,陷入绝对混乱。比如货币使用效率,对美国而言,花钱买外国人的商品,这是一笔货币的第一次使用。
就算 是最让美国骄傲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硬件生产,目前,每年的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尚不足1%。他甚至强调指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根本不是问题,而且"以美元来支持美国的债务,从本质 上说,可以提高美国的举债能力"。从2000年开始的美元贬值,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欧洲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中吃够了苦头。美国普通民众的负债(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而负担最重的则是低收入人群。这就是说,如果这场危机使其他经济体所遭受的打击比美国更严重,那么,尽管美元会贬值,但只要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它货币比美元贬值更多,则从汇率上看,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仍然升值,仍可借此保住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应当说,无论是国人还是洋人,只要他希望投资中国股市,至少会在H股和A股予以同样的关注。但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聪明的投机客借用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把香港变成了"慢速自动提款机"。这些建模与复杂的现实状况比起来,相距甚远。
在世界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中,克鲁格曼赫然前列。制造业厂商情愿转移生产去追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他才华横溢,下笔有神,以一己之天才,开拓出许多全新研究领域。他一直很羡慕那些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会五六种外语、曾探险亚马逊丛林也曾游历过撒哈拉沙漠的人。
过去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地理、地域、城市、环境的状况视为外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从而进行静态分析。他并非不想去哈佛,只是担心自己在哈佛的环境下会变得更孤僻,完全无法和人交流。
可这样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不能为地理学家所接受,也不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实证检验。最终,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生产就变得专业化了。他的果断直言,已经得罪了无数政界、学界的要员,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追捧,而他自己似乎也正享受这种快感。贸易的增长首先使世界自发地、人为地也是偶然地分裂为高水平、高工资、工业化的北方和低水平、低工资、初级生产的南方。
克鲁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战李嘉图传统。如果该地区的运输成本太高或者太低,则又会完全是另外的故事。可是用不了多久他就发现,他在世界各地面对的总是那几个学术同行。地理环境那么复杂,涉及到人口、商品、货币金融的分析,任何一种宏大理论的叙事都可能存在分歧。
这时候,经济资源得以比较自由的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都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最终由产业结构和市场水平决定地域或者国家内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25岁以后,世界各地大学的学术研讨会请柬纷至沓来,为他支付昂贵的国际交通费用。
从此,人们逐渐忘记了他的经济学家身份,更多人把他当作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更长远地看,现实经济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技术创新,而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仍缺乏这方面的工具。
随着气象学的进步,很多学者嘲笑那种看云识天气的原始做法,通过分析大量可能干扰气象的因素来研究气象,建设成今天的气象学。宏观金融名家奥博斯特弗尔德感慨说,如果经济学界也有莫扎特的话,那就是克鲁格曼。1995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还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经济史的论文,戏称自己的模型为世界历史第一部分。截至1980年,他已经在顶级学报上发表或者即将发表5篇论文,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学术明星。只要还有工资和生产水平较低的区域存在,这种产业的转移过程就可能持续下去,最终阶梯状地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他树立起这些学问后,随即弃之如敝履,无心继续耕耘,转而追寻新的刺激。
最终,克鲁格曼根据他们的共同研究编写了教科书,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因为克鲁格曼是典型的美国大城市的孩子,童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只是躲在屋子里读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进行精神上的旅行。
人文地理学者对这些研究方向展开了严厉批评。二 第二次爆发 克鲁格曼开始思考经济地理学的问题,这在当时主流经济学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古典经济学家都重视地理、环境的问题,可现代经济学家都把它推给地理学家,不再认为那是经济学家应该涉足的领域。
他的老师索罗曾说过,伟大的经济学家可以分为综合和分析两类,克鲁格曼无疑属于后者。国际贸易理论发轫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上个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个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
这就是学术圈这个小世界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这篇论文后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论文之一,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至今仍时常被引用。他开玩笑地说,要混迹于学术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写出至少两篇出色的论文。他熟练地发表着论文,被许多学术研讨会所邀请,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内心却不自觉地再次陷入孤独之中。
一些厂商就是比其它厂商拥有更强的买方和供方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将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周边结构。
克鲁格曼喜欢用造飞机的故事来解释这种思想,在飞机制造领域,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如此之大,投入如此之高,以至于世界市场最多只可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制造者。克鲁格曼之后,这个方向迅速变成学术大热门,各种后续研究不断涌现,藤田、维纳布斯等青年经济学家也迅速跟进。
后来一些年里,其他学者与他自己所作的工作,只不过将这门学科进一步细化,深入讨论各种要素的实际作用,努力将新经济地理学建设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反之亦然。
大学二年级,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被他对经济问题的准确理解而深深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制造业在该区域大规模地集聚,并使得该区域的工资上升。干脆有些学者就说,应该把新经济地理学改为空间经济学,这样就无需为现实中的地域、区位的对应而烦恼了。好在他在报纸上及时地道歉认错,承认自己在财务判断上的失误。
在论文里,克鲁格曼展示了随着运费降低,世界贸易不断逐渐增长的过程。他似乎又一次对研究失去兴趣,而对专栏的兴趣空前高涨,把喷薄而出的热情全都投向专栏。
经济总体发展和产业空间聚集也许可以用数学建模来研究, 但数学建模所能抽象的因素总是有限,,现实中的许多因素都不可能用简化的数学符号来代替。里根政府里充斥着政策企业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官员们兜售他们爱听的政策分析。
两人的思路是将产业组织理论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融合贯通,改写整个理论框架。可是国际贸易中存在规模经济,但也存在不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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